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与乔治·奥威尔:关于科学是否是人类最佳希望的辩论延续至今

虽然威尔斯和奥威尔的辩论发生在纳粹主义时代,但他们的许多论点在今天关于科学和政策的当代辩论中仍然引起共鸣

在当代科学取得惊人发现和创新之际——例如,仅2017年就出现了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在海底发现第八大洲以及可重复使用航天器火箭助推器的能力——人们很容易忘记,关于科学拯救人类的能力仍然存在争论。七十五年前,二十世纪两位最著名的文学人物,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乔治·奥威尔,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流。

威尔斯是科幻小说的创始人之一,他坚定地相信科学的潜力。另一方面,奥威尔对科学持更加怀疑的态度,指出科学作为人类事务指南的局限性。

虽然威尔斯和奥威尔的辩论发生在纳粹主义时代,但他们的许多论点在今天关于科学和政策的当代辩论中仍然引起共鸣。例如,在2013年,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用以下的话语来证明他对科学的信心:“科学有效。飞机能飞。汽车能开。计算机能计算。如果医学以科学为基础,你就能治愈病人。如果飞机的设计以科学为基础,它们就能飞。它是有效的……”另一方面,诺贝尔奖获得者彼得·梅达沃曾著名地指出,科学无法回答许多重要问题,例如“生命的目的是什么?”以及“科学知识应该用于什么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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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气候变化和为20亿缺乏可靠食物来源的人口提供食物等挑战,人们可能会自然地将科学视为人类唯一的希望。但是,期望科学提供它无法提供的能力,与未能认识到它的巨大潜力一样危险。

威尔斯:对科学的充分信任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于1866年出生于英国肯特郡。一次童年事故使他卧床不起后,他发现了对阅读的热爱。他曾在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的指导下学习和教授科学,最终获得了生物学学位。为了补贴收入,他做过自由记者,并在189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时间机器》。

如今,威尔斯于1946年去世,他最出名的是科幻小说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包括《莫洛博士岛》、《隐形人》和《世界大战》。然而,在他那个时代,威尔斯更广为人知的是一位具有进步政治观点和对科学抱有高度期望的公共知识分子。

威尔斯预见到了20世纪科学进步的许多里程碑,包括飞机、太空旅行和原子弹。在《未来的发现》中,他感叹“过去对我们思想的盲目力量”,并认为教育工作者应该用科学代替经典,培养出能够像预测月相一样预测历史的领导者。

威尔斯对科学的热情具有政治意义。在他的小说中思考过人类的自我毁灭后,威尔斯认为,人类最大的希望在于创建一个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监督的单一世界政府。他认为,人类需要抛开宗教和民族主义,将他们的信任寄托在受过科学训练的理性专家的力量上。

奥威尔:对乌托邦冲动的怀疑

在威尔斯出生近四十年后,乔治·奥威尔于1903年出生在印度的一位英国公务员家庭。他在英国长大,从小体弱多病,但从小就喜欢写作。他在伊顿公学接受教育,但他缺乏继续学业的资源,并在缅甸当了五年警察。

回到英国后,他开始了多产的记者生涯。他的作品探讨了诸如劳动贫困人口的生活和殖民主义的阴暗面等主题,他还创作了优秀的文学评论。在他生命的后期,奥威尔出版了他最著名的两部作品《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

如今,奥威尔被广泛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奥威尔式”这个词已经进入语言,用来形容那些使用监视、虚假信息和宣传来操纵大众理解的极权主义政府。奥威尔还引入了诸如双重思想、思想警察和老大哥之类的术语。

与威尔斯相比,奥威尔对人类的抱负并没有那么崇高。在反思乌托邦的冲动时,他在《为什么社会主义者不相信乐趣》中写道,乌托邦的创造者类似于“一个牙痛的人,因此认为幸福在于不牙痛……任何试图想象完美的人都只会暴露出自己的空虚。”

科学是不够的

奥威尔毫不犹豫地批评了他的朋友威尔斯的科学和政治观点。在《什么是科学?》中,他认为威尔斯对科学教育的热情是错误的,部分原因是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年轻人应该更多地了解放射性或恒星,而不是如何“更准确地思考”。

奥威尔还驳斥了威尔斯的观点,即科学训练使一个人处理所有问题的方式比缺乏科学训练的人更聪明。奥威尔认为,这种广为接受的观点自然而然地导致了这样一种假设,即如果“科学家控制世界”,世界将会变得更好,他完全拒绝这种观点。

奥威尔指出,德国科学界对希特勒几乎没有抵抗,并且培养了许多有天赋的人来研究合成石油、火箭和原子弹。奥威尔写道,“如果没有他们,德国的战争机器永远无法建立起来。”更令人发指的是,他认为许多这样的科学家接受了“种族科学的怪诞”。

奥威尔认为,科学教育不应侧重于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特定学科,换句话说,不应侧重于事实。相反,它应该侧重于植入“一种理性、怀疑和实验性的思维习惯”。而且,我们不应仅仅对大众进行科学教育,而应记住“科学家自己也可以从历史或文学或艺术领域的教育中受益”。

奥威尔对科学在政治中的作用的批评更为严厉。在《威尔斯、希特勒和世界国家》中,奥威尔认为建立单一世界政府的呼吁是毫无希望的乌托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五个军事大国中没有一个会考虑屈服于这样的事情。”

虽然几十年来明智的人们一直持有这种观点,但他们“没有权力,也没有牺牲自己的意愿。”

奥威尔不仅没有谴责民族主义,反而至少在以下程度上赞扬它:“过去一年,是什么让英国屹立不倒”,是“爱国主义的返祖情绪,是英语民族根深蒂固的优越于外国人的感觉吗?”奥威尔写道,真正塑造世界的能量源于“知识分子机械地视为过时的情感”。

科学的承诺和局限性:辩论仍在继续

不应过分夸大这两位二十世纪文学巨匠之间的对比。在拥护科学的同时,威尔斯也认识到科学进步也可能导致人类的苦难。他预见到了原子弹中巨大的军事破坏力的发展,以及会破坏隐私的技术的创造。

就奥威尔而言,他认识到,如果没有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英国人就无法与德国快速发展的军队保持对等。他没有一秒钟认为他的同胞应该恢复使用铁锹和干草叉作为战争武器,他呼吁成年男性拥有并知道如何使用步枪。

然而,威尔斯和奥威尔对科学潜力的看法最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威尔斯看来,科学的思维习惯正是使世界政治秩序合理化所需要的。相比之下,对奥威尔来说,纯粹的科学思维方式使人类容易受到欺骗和操纵,播下了极权主义的种子。科学有很多值得我们期待的地方,但真正合理的观点同样强调科学的局限性。

本文最初发表于The Conversation。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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