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批准可研究世界最危险病原体的实验室

最高安全级别生物实验室是全国建设更多此类设施计划的一部分

武汉的一个实验室即将获得许可,可以研究世界上最危险的病原体。此举是中国到2025年在中国大陆建设五到七个生物安全四级(BSL-4)实验室的计划的一部分,并引起了广泛的兴奋和一些担忧。

一些中国境外的科学家担心病原体泄漏,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增加生物维度。但是,中国微生物学家正在庆祝他们进入有权应对世界最大生物威胁的精英行列。

“这将为中国研究人员提供更多机会,我们在BSL-4级别病原体方面的贡献将使世界受益,”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高福说。台湾已经有两个BSL-4实验室,但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将是中国大陆的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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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验室于1月份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的认证,符合BSL-4的标准和准则。CNAS代表王蓉表示,CNAS检查了实验室的基础设施、设备和管理,为卫生部批准铺平了道路。卫生部的一位代表表示,他们将缓慢而谨慎地行动;如果评估进展顺利,可能会在6月底前批准该实验室。

BSL-4是生物安全防护的最高级别:其标准包括在空气和水以及废物离开实验室之前进行过滤和处理,并规定研究人员在使用实验室设施前后更换衣服和淋浴。此类实验室通常存在争议。日本的第一个BSL-4实验室建于1981年,但在2015年之前一直使用较低风险的病原体进行操作,当时安全担忧最终得到克服

过去15年中,BSL-4实验室网络在美国欧洲的扩张——每个地区目前都有十几个正在运行或在建的实验室——也遇到了阻力,包括对是否需要如此多设施的质疑。

武汉实验室耗资3亿元人民币(4400万美元),为了消除安全担忧,它建在远高于洪泛区的地带,并具有抵抗7级地震的能力,尽管该地区没有强烈地震的历史。它将专注于新发疾病的控制,储存纯化的病毒,并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参考实验室”与世界各地的类似实验室联系。“它将成为全球生物安全实验室网络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实验室主任袁志明说。

中国科学院于2003年批准建设BSL-4实验室,大约在同一时间爆发的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疫情为该项目提供了动力。该实验室是在法国的援助下设计和建造的,作为2004年关于新发传染病预防和控制合作协议的一部分。但是,该项目的复杂性、中国缺乏经验、维持资金的困难以及漫长的政府审批程序意味着直到2014年底才完成建设。

该实验室的第一个项目将是研究引起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BSL-3级病原体:一种致命的蜱传病毒,影响包括中国西北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地的牲畜,并且可以传播给人类。

未来的计划包括研究引起SARS的病原体,这也无需BSL-4实验室,然后再研究埃博拉病毒和西非拉沙病毒,这两种病毒确实需要。约有100万中国人在非洲工作;袁志明说,中国需要为任何突发事件做好准备。“病毒不分国界。”

高福在最近的埃博拉疫情期间前往塞拉利昂,使他的团队能够报告该病毒变异成新毒株的速度1。他说,武汉实验室将为他的团队提供机会来研究此类病毒如何引起疾病,并开发基于抗体和小分子的治疗方法。

与此同时,国际合作的机会将有助于新发疾病的遗传分析和流行病学研究。“世界正面临更多新的新发病毒,我们需要中国做出更多贡献,”高福说。法国里昂VirPath病毒学实验室主任布鲁诺·利纳说,特别是人畜共患病毒(例如SARS或埃博拉病毒等从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病毒)的出现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武汉实验室的许多工作人员一直在里昂的BSL-4实验室接受培训,这让一些科学家感到放心。该设施已经使用低风险病毒进行了试运行。

但是,对中国实验室的担忧也随之而来。罗格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家理查德·埃布赖特指出,SARS病毒已多次从北京的高级别控制设施中逃逸。位于马里兰州大马士革的CHROME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咨询公司创始人蒂姆·特里文表示,开放的文化对于保持BSL-4实验室的安全至关重要,他质疑这在中国是否容易实现,因为中国社会强调等级制度。“观点多样化、扁平化结构(每个人都感到可以自由发言)和信息公开非常重要,”他说。

袁志明说,他已经与员工一起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告诉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报告他们已经做过或没有做过的事情,”他说。实验室的国际合作将增加开放性。“透明度是实验室的基础,”他补充道。

扩展到网络的计划加剧了这些担忧。哈尔滨的一个BSL-4实验室已经在等待认证;预计接下来的两个实验室将在北京和昆明,后者专注于使用猴子模型研究疾病。

利纳说,中国的规模证明了这种规模的合理性,并且将BSL-4研究与丰富的研究用猴子相结合的机会——中国研究人员在灵长类动物研究方面面临的繁文缛节比西方研究人员少——可能非常强大。“如果你想测试疫苗或抗病毒药物,你需要一个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利纳说。

但埃布赖特不相信中国大陆需要一个以上的BSL-4实验室。他怀疑那里的扩张是对美国和欧洲网络的反应,他说这些网络也是不必要的。他补充说,各国政府会认为这种过剩的能力是用于潜在的生物武器开发。

“这些设施本质上是两用的,”他说。增加用病原体注射猴子的机会的前景也让他担心,而不是兴奋:“它们会跑,它们会抓挠,它们会咬人。”

特里文说,中国对BSL-4实验室的投资,最重要的是,可能是向世界证明该国具有竞争力的一种方式。“这是生物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地位象征,”他说,“无论是否需要。”

本文经许可转载,并于2017年2月22日首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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